从当下的时代回看这部大跃进时期的电影,最直观的感受是:在对局部台词对白略感尴尬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定时代,人们(本片以上海的城市居民)身上普遍洋溢的淳朴(或者说“单纯”,没有太多的“心思”)与热情(想要更好、更快地达成国家为“大跃进”设定的目标)精神的社会性来源。
细想来,现时体会到的这种“尴尬”并非无源可溯,改开以来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浪潮重塑了后几代人对于财产制度、社会关系(人际交往)、时间、空间等观念的认知与理解。
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,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,准确说法是,(对阶级敌人)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,而喜剧成了问题。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。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“歌颂性喜剧”,代表作就是《今天我休息》,在我的印象里,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。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,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
《今天我休息》1959年,城市电影、歌颂式喜剧,很多东西的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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